一带一路：打通海上古丝绸之路的“中国白”

一
　　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宋代沉船，出水大量宋代德化窑产品。1975年韩国新安发掘南宋商船，出水1万多件宋代瓷器，其中一部分是德化窑产品。1984年荷兰商人米歇尔在南中国海域发掘“哥德马尔森”号沉船，出水14万件瓷器中大都是德化白瓷。1986年发掘瑞典“哥德堡号”商船，船上载有德化瓷。1999年荷兰商人米歇尔在印尼一侧的中国海域发掘中国清代“泰兴号”沉船，获35万件德化瓷。200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掘的“南海一号”南宋沉船，出水大量外销瓷器，其中德化瓷占大宗。
　　历数上述打捞记录，德化瓷几乎作为一种载体，出现在昔日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不由得联想起曾经听到的一个传说，英国人麦克尔将从一艘古沉船里打捞出的十几万件瓷器拿到荷兰拍卖，中国资深文物专家携带着美元赶往拍卖会，遗憾的是，这些沉在海底千年的瓷器，竟以几十倍的价格飙升，中国专家甚至没有得到一次举牌的机会。尽管这些珍贵的文物没能重返故里，但却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即“陶瓷之路”一说。
　　二
　　说到“陶瓷之路”，因为不了解中国陶瓷史，我总是先入为主地想到“景德镇瓷”。其实，最早打通海上丝绸之路进入西方的是德化瓷。
　　“世界白瓷看中国，中国白瓷看德化。”德化白瓷是一种独特的纯白釉器，它的胎质细腻、薄如蝉翼、温润似玉、白如凝脂，故有“象牙白”、“猪油白”等称谓，从而获得世界陶瓷史最高声誉——“中国白”。
　　大约在16世纪，葡萄牙商船将中国德化瓷带入西欧，便立刻受到欧洲贵族的热捧，自此大宗的定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多国定制”、“皇室贵族热捧”，至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馆藏都能寻到德化瓷的影子，有的博物馆，甚至将“BLANC DE CHINE或 CHINA”的“中国白”，奉为镇馆之宝。
　　因德化瓷在欧洲市场倍受追宠而贵如黄金，视德化瓷为珍宝的奥古斯都大帝试图模仿烧制，从而，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一股模仿烧制“中国白”的热潮。乾隆五年(1740)前后，英国的切尔西和“弓”瓷厂大量仿制德化瓷，法国的圣科得和钱蒂雷瓷器厂、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厂，都先后吸收了德化窑工艺，而模仿潮最为盛行的临摹对象是明何朝宗的瓷雕技艺。
　　我是在清宫旧藏德化瓷展中有幸目睹到明何朝宗的瓷雕作品系列。何朝宗的瓷雕，容纳了“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绘画技艺，又形成了独有的“宽能跑马、密不透风”的风格。他雕塑的观音，体态丰盈、面庞俊美、神色静穆、衣褶深而洗练、线条潇洒流畅，既蕴藏着神秘的宗教色彩，又透露出东方艺术美的意境，堪称工绝一时。
　　“除非观音离南海、何来大士现真身”，有学者如此赞美何朝宗的观音瓷雕。而由何朝宗雕塑的“渡海达摩”，又将“东方艺术”推向了巅峰。欧洲、日本等地的达官贵人、巨商富甲争相购买，一时间竟呈现出“天下共宝之”情形，也因此，何朝宗被后世尊为一代“瓷圣”。
　　三
　　关于何朝宗最富盛名的作品“渡海达摩”和“渡海观音”，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然而，在聆听这些故事时，我总在想，泉州剌铜港到底是因德化瓷在国际上的热销而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还是因为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承载力，使具有得天独厚的德化瓷成为打通海上丝绸之路的主体产品？我想答案还是隐藏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
　　依据大英图书馆提供的有关中国古代海上贸易航线，两晋到唐朝，中国商船进入欧洲是从泉州、明州港出发，经广东海域，过越南沿海，穿过南中国海到达新加坡海域，再穿过班加海峡到达爪哇国……
　　泉州刺桐港作为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东西方商船往来如穿梭。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剌桐港，则有船舶万余艘，其繁荣兴盛堪与亚历山大港媲美!”
　　而关于德化瓷，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刺桐制造瓷器，既多且美。”正因为德化瓷的美，马可·波罗在离开他旅居17年的中国回归故里时，不顾山高水长、路途遥迢，携带着大宗的德化瓷，故而人们又把外销的德化瓷称为“马可·波罗瓷”。
　　1932年，农业经济学家冯和法在《中国陶瓷业之现状及其况》中也曾写道：“宋末荷兰人将福建主要应指泉州，贩运瓷器到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
　　日本的铃木已代三在《窑炉》一书中写道：明德化的阶级窑，由一个个状如馒头的窑室组成，各自成室而又彼此串通，明末清初时传到日本，成为日本“串窑”的始祖。
　　所有能够搜寻到的史料都在见证：一部泉州史就是一部德化陶瓷史。迄今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陶瓷专著《陶业法》，以及第一幅陶瓷工厂规划设计图《梅岭图》，就出自德化。德化的屈斗宫古窑址，长达150多米的宋元古窑，诉说着德化瓷的辉煌，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又使得德化窑延续了2000多年的窑火至今不灭！